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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四章（第1页）

田福军终于回到原西县来了。自从他把家搬到黄原后，一直没功夫到这个他难以忘怀的地方走一趟。除过忙，他还有些说不出口的心理障碍。原西是他的家乡，他又在这里工作了好几年；要是他迫不及待或三一回五一回往这里跑，别人可能会说他乡土观念太重，亲家乡而疏它乡。作为一个领导干部，也不能不顾及类似这些世俗舆论。从他到黄原地区上任以来，他几乎已经跑完了全区所有的县。在第一轮一般性视察中，他把原西县排在最后一站。

一月以前，苗凯同志调到省纪律监察委员会任了常务副书记，他就接替老苗任了黄原地委书记；原地委副书记呼正文接替了他的行署专员职务。

现在，他处在地区“一把手”的位置上，拿他岳父徐国强的话说，“任务”更大了。

责任制推行一年多来，全区农村的状况起了历史性的大变化。一年的事实，就使许多原来顽固地反对改革的人，在公开场所闭住了他们的嘴巴。但是，持悲观论调的仍然不乏其人——他们睁着眼睛不看责任制带来的好处，只管继续摇头叹息“社会主义已经不成体统了。”什么是社会主义？社会主义不是一个美丽而空洞的口号，也不是意味着贫穷面前人人平等，要穷大家一样穷；社会主义首先应该极大地发展生产力，以此证明自己比别的制度优越；否则，就无力对历史作出回答！

田福军不是理论家，他的认识是大半生实际工作的体验所得。

当然，目前农村形势的发展的确令人鼓舞，但出现的新问题也照样是严峻的。他看到，责任制大包干后，农民的积极性空前地高涨，但是，基层干部似乎却没事可干了。县上和公社，都弥漫着一种懒洋洋的气息。这现象十分令人不安。田福军在各县调查研究的基础上，提出了在不同地理环境中搞大面积“丰产方”的办法——“丰产方”虽然土地还是一家一户各种各的，但农民可以共同接受科学技术的指导和其它方面的帮助。这样，所有的基层干部和农业方面的技术人员立即就被投入了进去。原来大集体时的四级科技网大包干后起不了作用，现在用这种新的形式指导农民科学种田，很受群众欢迎。这是个一石二鸟的好办法。田福军在这方面进行了全区性规划，光水稻在南面几个县就搞了七万亩；按亩产六百斤计算，黄原将增加许多细粮。他想赶后年再扩大发展四万亩！

这样搞，国家就得在化肥和良种方面投点资了。尽管地区农办主任和农业局长都跑断腿积极张罗，但地区财政局长不想给钱。专员办公会上，管财政的副专员也顶住了。最后，田福军不得不“以权压人”，才解决了问题；财政方面不痛快地拨出八十万元来扶持这件事。

前几天，田福军到原东县去，规划明年在那里搞一个几万亩的“油菜方”。这件事落实后，他才转到原西县来，准备在这个县的大马河川搞一片“谷子方”。原西县的大马河川是传统出产谷子的地方，但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，原县委书记冯世宽坚持让这道川改种高粱，理由是高粱高产，并且说大寨的庄稼大部分种的都是高粱。其实，谷子也是高产作物，而且粮食品质要比高粱好——只是颜色不是“红”的罢了。

原西县的一把手现在成了张有智。原“一把手”李登云在几个月前调到地区任了卫生局长。田福军和李登云虽然有一层亲戚关系，但因为润叶和向前基本是分居状态，因此他们两家的来往也就几乎很少了。田福军为此而感到心里很不好受。现在，他尽管同情侄女不幸的婚姻，同时也感到对李登云一家人有种抱愧的心情。不管怎样说，这一家人因为他的侄女，现在也很不幸。李登云两口子就一个儿子，结果在婚姻上搞成这个样子，他们很苦恼。按说，如果向前和润叶是和睦夫妻，登云现在恐怕都抱上孙子了。登云不是一个胸怀开阔的人，为此他甚至工作都有点心灰意懒，不愿再担当公务繁忙的县委书记，而要求调到比较轻松的地区卫生局当局长。这个调动登云没有找他，而是通过苗凯和冯世宽办的。登云调到黄原当然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想把向前也调到黄原来开车；这样，向前和润叶同在一个城市，多接触一下，或许能把关系调整好——再没有其它办法了。他们曾千方百计让儿子和润叶离婚，但这小子宁愿就这样活受罪，也坚决不离婚。据说更使登云夫妇生气的是，向前不知为什么还坚决不离开原西——眼下一家人扯成了三摊……李登云调走以后，按通常循序渐进的惯例，原“二把手”张有智接替了他的职务。

现在，原西县当初的领导人中，老人手中只剩下有智和马国雄两个人了。田福军和冯世宽调走时提拔起来的白明川和周文龙也离开了原西。明川很早就已调到黄原市任了副书记；周文龙在田福军的帮助下进了省党校的中青班。

田福军到原西后，马上发现这个县的工作很不能令人满意。他感觉张有智的精神状态缺乏一种生气。

这是为什么呢？

田福军感到很纳闷。

有智是他过去共事几年的老朋友，按水平和能力说，他完全应该把原西的工作搞得很出色。他过去那种热情到哪里去了？田福军可以说很了解张有智，知道他个人生活中也没遇到什么麻烦；不象李登云，有个儿子的婚姻问题……张有智看起来好象也没什么变化。他说话还是那么直截了当，爱和人争辩；有时候甚至还和下级抬杠。田福军到原西后，他们在县招待所单独谈了很长时间。话题东拉西扯，既谈工作，也谝闲传。谈话中间，田福军含蓄地提示有智，他应该以更昂扬的精神状态把原西县的工作搞好。但有智却流露出一种令人不愉快的情绪，意思是他一个只有初中文凭的干部，干得再好，恐怕也就到“头”了；不象他田福军，有大学文凭，短短一两年，就升了好几级……田福军大吃一惊！他没想到有智思想深处，竟有这么一些东西。他这种思想是原来就有，还是在这新的形势下产生的？田福军判断不来。他反复思考，有智过去没有这些毛病——最起码他那时没有流露出来。现在，他竟然当着他的面说出了他的心病，这不能不使田福军感到震惊。

和张有智谈完这次话后，福军很痛苦；因为在过去那些艰难的岁月里，他两个总是并肩战斗的。现在，他的老战友竟然有了如此大的变化。本来一个县委书记的责任就够重大了，但有智认为这“官”还有点小。我的朋友！这多么令人痛心。全省几千万人只能有一个人当省委书记；全地区几百万人也只能有一个人当地委书记。当然，不一定就只能让乔伯年和田福军来当，但终归不能让想当的都来当嘛！如果只想当官而不想干事，这种思想太危险了！这难道就是县委书记张有智同志的境界吗？

田福军感到，他得和有智开城布公谈一次，但这次时间短促，来不及了——一个人的思想问题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解决的；等他抽出时间，找机会再和有智进行这次交锋吧！唉，他过去对有智的一切方面是多么信任。现在看来，你可以用理想的标准要求人，但拿它来估计人是不行的。田福军同时想到，许多人由于过去的理想和信仰一次次被现实所粉碎，在眼下新的社会条件下，他们便也变得“现实”起来；而这种人的所谓“现实眼光”，不过是衰老心灵的一孔之见罢了……

在大马河川搞完谷子“丰产方”的第二天，田福军和张有智相约，一块去原西城南三十公里处的古迹石佛寺转了一圈。

据《原西县志》和《黄原府志》记载，石佛寺曾经是一座绛红色的寺院。它的周围是一片浓绿的参天松柏。更有甚者，门前一棵八个人伸臂才能搂住的古柏，树中却奇迹般长出一棵汉槐，古籍中称之谓“柏抱槐”。遥想当年，那寺院红墙黄瓦，绿荫箍地，香烟飘绕，如同仙境一般。此寺相传建于唐。据现有清嘉庆八年碑志记载，系肇自金统四年，即公元一一四四年，迄今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。历经各代兵匪战乱之后，从外观看，这座着名的古迹只留下了一片瓦砾和枯草中立着的一座石牌坊——“文化革命”初期，这座石牌坊也被破“四旧”的红卫兵推倒了。不过，这里还留有一个千佛洞。基本上保持完好。

走过一片瓦砾草滩，来到石崖下，就被石洞门口一副石刻大幅对联吸引住了：石山石洞石佛像天下第一，泓寺泓庙泓佛堂世界无二。石洞高三十多米、宽六十多米；洞顶齐平，雕刻有各种图案、书法。洞中央坐着一个特大的石佛像；左右站着两个。洞两边有两道走廊，走廊上又分别立十八个大石佛像。气派之大甚至可以和杭州灵隐寺“大雄宝殿”里泥塑大佛像比美。另外，洞内周围三十多米高的石墙壁上，雕刻着一排排不同姿态，涂着各种颜色的密密麻麻的小佛像，简直难以数清。遗憾的是，有些石碑和佛像已经残缺不全了。

田福军和张有智从洞中转出来，走到瓦砾场被推倒的石牌坊前面，共同坐在一根锈着绿斑的石柱上。陪他们转游的田福军的秘书白元，也坐在他们对面，胳膊上小心翼翼地挽着地委书记的外套。

苗凯调走以后，白元就又当了田福军的秘书。一般情况下，新任领导都不用前任的秘书。田福军不“忌讳”这个常规，仍然让白元当他的秘书。白元因为在前任书记面前迫不及待要了一回官，反而什么官也没当成。但这位秘书在心里还是敬畏他的前任领导，而对田福军有点瞧不起（当然不敢表现丝毫）。他瞧不起田福军主要是因为新任地委书记太不象个“大官”了，动不动就泥手泥脚和老百姓混在一起，象个公社干部。作为秘书，白元断定：大领导就应该有大领导的威严和威风。田福军太没架子了！太随和了！这哪象个地委书记？

白元就是这样理解“大官”的。生活中有那么一种人，你蔑视甚至污辱他，他不仅视为正常，还对你挺佩服；你要是在人格上对他平等相待，他反而倒小看你！这种人的情况，在伟在鲁迅的不朽着作中有详尽诠释，这里就不再累赘。

现在，这位秘书装出一副谦恭的样子，听田福军博学地和张有智谈古论今。他惊讶地看见，地委书记象个农民一样，竟然脱掉鞋袜，有失体统地拿手指头抠自己的脚指甲！

田福军的确是这副样子——他有脚气病，动不动就拿手指头抠脚指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