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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章 一九三九年三月（第3页）

如今三人天各一方，分别良久。方三响每次读信，脑中便会浮现当年他们在外白渡桥看日落的情景。那时候多美好啊，三个人正青春年少，无忧无虑，峨利生医生、沈会长、柯师太福医生、陶管家、项松茂他们也还健康地活着。

可方三响也明白，那种美好只是种幻觉。整个上海都是一种幻觉。如果沉迷在那座茧房里不出来，便无法看到真正的中国，更无法诊断出早已病入膏肓的肌体。如今国土沦丧大半的劫难，在那时早已种下种种前因。

方三响阅读良久，然后把信仔细叠好，放回贴身口袋，也加入合唱中去。

当天夜里，方三响就和刘筠睡在放爱克斯光机的窑洞里。说实话，这里面又黑又憋，土炕睡起来又硌得实在不舒服。好在他尸体堆里都睡过，从不挑拣这个。在外头呼啸的风声和刘筠的呼噜声中，方三响也沉沉入睡。

在梦里，方钟英举起刚出版的一本厚厚的小说，在哈佛楼前向爸爸和妈妈夸耀，姚英子、孙希和翠香围拢在身旁，一起撺掇他请客，欢声笑语，一口一个“蒲公英”——这外号可是好久没听过啦。

次日方三响早早起了床，听见院子里有响动。他披上衣服出去看，发现警卫班的士兵在挑水。这座医院之所以临时安置在这里，是因为附近有一口深井。陕北水源缺乏，靠井靠河的地方最为金贵。

方三响最怕闲着，索性也去帮忙。他连续挑了三四趟，灌满了两个大水缸，忙得满头大汗。这会儿其他人也陆续起床了，他搁下扁担去吃早饭，忽然看见徐东从外面匆匆回来。

原来徐东昨晚没待在医院，拍完片子之后便返回延安去汇报工作了，没想到他一大早又赶回来。这一来一回，脚程可不近。徐东一见方三响，拽住他说：“方医学，麻烦你去叫一下防疫队的医学们，咱们得开个会。”

昨晚方三响已经听其他医疗队的人说了，国民党税多，共产党会多，他们没事就喜欢开会。他当即把防疫队其他人叫起来，来到一个空置的窑洞。椅子不够，大家就席地而坐。

第54防疫队的队长叫蒋烁，来自北京协和；副队长花培良大夫，是湘雅医院的一位老资格。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医生齐聚在这个小窑洞里，都把目光投向徐东。

徐东拿出一根卷烟，放在鼻子下嗅了嗅，没舍得抽，随后开门见山。原来在延安东北大约五十里的山沟里，有一个小地方叫郭梁沟，前两天暴发了一场疫病。

西北的疫情向来非常频繁，鼠疫、霍乱、天花、斑疹伤寒、回归热一样不缺，尤其是每年三四月份，都是疫病高发期。之前军阀混战，从来没人好好整治。直到共产党到了延安，建立起防疫委员会，才真正重视起来。但限于资源和经验，他们暂时只能建起预警体系，让各地有疫情及时汇报给延安，但具体防疫工作展开却比较困难——之所以邀请第54防疫队来这里，主要就是这方面的原因。

“郭梁沟再往西北不远，就是甘谷驿，那里我们有一个第二兵站医院，是最靠近前线的医院，里面伤兵很多。万一疫情扩散到那边，可是要有大麻烦的。希望几位医学帮帮忙，处理一下。”徐东盘腿坐在炕头，忧心忡忡地说道。

蒋队长当即表示责无旁贷，这本来就是防疫队的本职工作。不过目前防疫队的工作重点，是延安城区和周边县区，人手实在不够。他们商量了一下，决定先派方三响去郭梁沟调查一下，指导当地的防疫工作。

徐东把卷烟塞回口袋，说他正好也得去第二兵站医院办事，不如陪方三响走一趟。防疫队的人其实都明白，他们外出必须有一位卫生干部陪同，既是监督，也是保护。

散会之后，徐东牵来了两头骡子，揣了四个硬馍和两条腌萝卜。方三响带了几样常见的药物和试剂，统一放在绣着红十字的布挎包里，两人一起上了路。

陕北地界放眼望去，几乎满是土黄色的景致。这里的地形简直就像是一张当地人的面孔，黑黄色的肌肤皴裂，生出密密麻麻的皱纹，沟、坎、坝、塬、梁、壑……层层叠叠。方三响真不知道，如此单调的风景竟有这么多名词来形容。

但这风景又很宏大，天地高阔，目力可以落到极远处的地平线上。整个人的心境一下子便舒张开来。这两匹黑瘦的骡子钻行于褶皱之间，活像两只小小的跳蚤。

听着徐东在骡子上絮叨，方三响才知道陕北的局面有多么困难。农村往往走上几百里地都看不到一个医生，找不到一个药铺。就算镇集上有，农民也看不起病，吃不起药，只能小病自愈，大病等死。尤其是疫病一旦暴发，经常整个村子一起完蛋，所以在陕北有个称呼叫“屋病”或“村病”，不特指某一种病，而是指所有会导致大面积死亡的恶性时疫。

“中央其实一到陕北，就先建了永坪医院和下四湾医院，前年又把边区医院搞起来了，今年还准备再建一个八路军军医医院，听说好多洋医生都报名了。只不过还是太少，人也不够，药也不够。”

徐东忽然有点不好意思地摸了摸鼻子：“哎呀，中央今年二月刚开完生产动员大会，号召自己动手。我怎么又抱怨上了，真是不医学，不医学。”方三响在骡子上侧过头：“徐科长，你为什么会来？”

“这不是为了陪你嘛。”

“我是问，你为什么会来延安？我听说那场长征很艰苦，你们的人死了九成，为什么不老实在家里待着？”

老徐愣了一下，随即苦笑道：“在家待着？方医学你有所不知，我在吉安原来是个农民，小孩子得了大肚子病。我借了同村地主的高利贷，结果钱花光了，人也没治好。地主趁机上门，要把我家祖传的几亩地收了，老婆让他们活活打死了。我告去县里，结果县知事被他们买通，反说我是山匪滋事，关了一年。等我回到家里，啥也没了，连茅草房都被扒光了。若不是红军来得及时，我可能已经自杀了。”

方三响听得心惊肉跳。他虽知道农民境况堪忧，可没体验过如此惨的事。老徐的表情一如既往，只是眉眼微微抖了一下。

“为什么我会参加红军？我自己的命已经这样了，但还有很多像我这样的农民，没有红军，他们就会和我一个下场。红军是咱们穷人自己的队伍，帮的是咱们穷人。在江西是这样，在延安也一样。闹革命，帮着穷苦人翻身，让他们不再受压迫，这就是红军——不对，现在得叫八路军了——的本分。我是长征幸存下来的，就得替那些牺牲的同志来尽这个本分，要不然不白来了？”

老徐在骡子上挺直了腰板，整个人变得特别严肃。方三响总觉得这段发言有一种熟悉的味道。他忽然想起来了，萧钟英当年牺牲前的发言，就是如此风格。

“倘若我们把眼光放高、放广，那么会看到什么？是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是自西向东一往无前的汹涌流向……这个浩浩汤汤的大方向，却从未改变，也无法改变。”

萧钟英讲起这段话时，眼神灼灼。辛亥之后，方三响见证了无数次纷争，再也没见过那样清澈炽烈的眼神。直到今日，他才惊讶地在老徐身上看到了同样的光芒。

他们走了整整一天的时间，天擦黑时总算抵达了郭梁沟。

郭梁沟有两千多居民，再算上附近十几里内的村落，得有个四五千人，算是个大镇集了。两人进了镇子也不歇息，径直去了镇公所。

这里距离延安很近，所以当地的镇长是由党支部书记兼任，还有民兵队长、妇女主任、农会主席，再加上一个刚当选了陕甘宁边区参议员的当地老乡绅。这一整套郭梁沟的领导班子，早早等在镇公所门口，俱是一脸焦虑。

他们一看只来了两个人，先是一阵失望。徐东跟镇长很熟，赶紧说这位方医学可是从上海来的，专门做防疫，可厉害了。“上海”两个字似是带了权威认证，其他人的表情立刻变得轻松了点，看向他的眼神多了几分敬畏。

“先讲讲情况。”方三响掏出个本子，扭开钢笔。

从三天前开始，郭梁沟镇上一家布铺的伙计开始吐黄水，很快其他伙计和掌柜全家也发作，一户接一户。而在周围的农村里，情况更严重。截至今天，镇公所接收到的报告，已经有六个村子一百八十三例，其中三十五人死亡。

这病也不是第一次遇到，它在当地叫“吐黄水病”。病人初发病的时候，先是没精神，想困觉，几个钟头之后肚子开始难受，不停地呕吐，吐光了食物就吐黄水，有的还会伴随腹泻。体弱的老人、孩子一天不到就死了，壮实男丁最多也就挨两天。

“好家伙，这个传染率和致死率也太高了……”方三响按住内心的震骇，抬起头，“病人现在安置在哪儿？”

“您跟我来。”民兵队长说。

郭梁沟没有医院，只有一个边区保健药社。能送来的病人，都收留在那里。方三响一踏进去，本以为会看到屎尿与呕吐物遍地的狼藉景象，没想到里面还挺干净。只见病号们在药社里一字摆开，每个人都分配到了一张门板和一个呕吐盆，十几个女子里里外外忙活着。窗户半开，还有一层过滤沙土的纱窗，所以空气里只有淡淡的酸臭味道。

这让方三响微微讶异，以他的经验，这些安排一般要在红会的要求下，地方上才会开始采纳。郭梁沟这里倒都提前安排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