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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6章（第2页）

你原本期待听到爱情故事吗？人们总是期待爱情故事的，仿佛那是唯一值得讲的故事。但我们要怎么定义“爱”？是亲吻和性吗？还是短暂占据大脑的调皮化合物？婚姻？写进遗嘱里的名字？我所听过的爱情故事，充满了说不出的话，寄不出的信，在黑暗中才敢牵起的手，永别前的最后一眼。我是悲观主义者吗？我想不是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我是经验主义者。

我不知道安德烈是否真的爱过任何人。他从来没有和除了莱纳之外的线人上过床，但这不代表什么，也许只是剧情不需要罢了。他这种人——我们这种人，有能力爱吗？用哪个身份去爱？一个牧羊人有那么多名字……有时候我睡不着，会翻看以前的护照，按照规定是必须上交的，但我没这么做，也没人追究，就留着了。最旧的是西德护照，然后是法国护照，我甚至有一本波兰签发的苏联护照，我不是在回忆我扮演过的角色，而是这些角色遇到的人，我曾经是他们的同事、不太熟的朋友或者情人，但任务结束之后，我就必须砍断一切联系，杀死我的角色，它再也不存在了，有人想念它吗？

再也不会有第二个像柏林那样的地方了，五十年代的柏林，好一个疯狂的派对。炸毁的街道逐渐修复了，有了颜色，亮起了灯光。先是肉店和面包店回来了，杂货店摆出了糖果和罐头，然后裁缝店和画廊也回来了。舞厅和酒馆像树根旁边的小蘑菇一样冒出来，间谍们聚集在这些音乐喧嚣的地方，像口渴的丛林狼围在泉水旁，有些人独自来，独自走，大部分人挽着女伴。最受欢迎的那家酒馆叫“金色鹈鹕”，用英文写的，本来瞄准的顾客群体是驻扎在柏林的英美空军，却慢慢落满了外交官、情报官、投机客、有固定主人的杀手、待价而沽的杀手、诈骗犯、走私者和刚刚轮班完毕的警察。常驻间谍们全都互相认识，有一段时间，为了捉弄克格勃，科里亚一走进“金色鹈鹕”，在里面喝酒的英国人就会塞小费给乐队，让他们演奏《知更鸟之死》，一首儿歌，曲调快乐，内容血腥。科里亚不为所动，踩着“谁杀了知更鸟”的节奏走向吧台，差不多在“鱼说，我用盘子接住了知更鸟的血”这句坐下，点一杯黑啤酒，酒保动作很快，在儿歌唱到掘坟墓的猫头鹰之前就把啤酒送过去了。半醉的英国傻瓜们在吧台另一头七零八落地唱完剩下的段落，“可怜的知更鸟！”什么的，安德烈要是在场，也会跟着一起笑。

“金色鹈鹕”的特别之处在于，桌子下面安装了气动管，你不一定见过，是旧世界的古董，战前流行过，邮局和银行里都有，金属圆筒在管网里嗖嗖飞过，运送信封、钞票、珠宝和文件。酒馆前身就是一家邮局，空气压缩机和管网都保留了下来，原本的设想是方便顾客邀请陌生人跳舞的，但在你看来，管子每晚运送的成千上万张纸条里，有多少在邀舞，有多少是间谍在悄悄交谈？

纸片是午夜刚过的时候窜到安德烈的桌子上的。他已经等了超过四小时了，新年假期刚刚结束，“金色鹈鹕”还没有恢复平常的热闹，只有一半桌子是有人的。他懒洋洋地挪开酒杯，揭开金属盖，压缩空气发出细微的吸吮声。管道里躺着一张名片，正面印着铃兰和紫色缎带，背面有一个用铅笔写上去的数字，17。安德烈把名片收进外套内袋，抬起头，假装寻找侍应，看向第17号桌子。那里坐了个留了络腮胡的男人，脸色红通通的，不知道是本来如此，还是喝多了酒。络腮胡子掏出火柴盒，在桌子边缘磕了磕，似乎发现里面没有火柴了，把盒子塞回衣袋里。

安德烈短暂地和络腮胡子对上视线，拿出自己的烟，放到桌子上，开口朝外，暗号对上了。络腮胡子移开目光，抬手招来侍应，点了酒。安德烈取出一叠紧紧卷起的钞票，丢进金属管，送到17号桌。五百西德马克，现金，用来买一条关于克格勃的信息，不算贵。气动管又发出响声，17号桌送来了一个信封。络腮胡子再也没有看安德烈一眼，喝掉啤酒，结账，拿起搭在椅子上的外套，走了。

安德烈收好信封，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，继续坐了十来二十分钟，假装欣赏钢琴师醉醺醺的演奏，直到侍应礼貌地告诉他“鹈鹕”要打烊了，才付了钱，离开小酒馆。他像平常那样回家，放上唱片，跟着旋律吹口哨，坐在床上，打开了信封。

一张纸条滑了出来，附带一张照片，一个高瘦的男人，站在某个无法辨认的建筑物门洞里，一只手探进外套里，不知道是准备拿香烟还是枪。照片是黑白的，但纸条描述了陌生人的外貌，棕色头发，蓝眼睛，大约六英尺高，名字碰巧也是安德烈，安德烈·奥尔洛夫，官方身份是苏联驻巴黎大使馆的防务参赞，但种种证据表明这人大概率是个克格勃。早在克格勃还叫“内务部”的年代，业内就有传言说莫斯科训练了一批“猎人”，专门在西欧活动，击落克里姆林宫不喜欢的鸟儿，不管这些鸟来自哪里，受谁的保护。汉斯极有可能死在这位猎人枪下，三年前，安德烈被迫造访太平间的那个晚上，这位可疑的“防务参赞”恰好就在柏林。而且，奥尔洛夫后天会再次途径柏林，妻子病危，他必须赶回莫斯科。

安德烈短暂地考虑过在机场拦住这位可能的“猎人”，马上就打消了这个念头。奥尔洛夫有正式的外交保护，就算没有，直接拖住一个奔赴重病亲属的人，实在是野蛮行为。他留下照片，把纸条带到厨房去，在水槽里烧掉了，灰烬冲进下水道。

他当然把这件事告诉了霍恩斯比，写在报告最后一行，仿佛这个信息并不重要，是发出电报前三秒才想起来的。确实，在那一刻，一个过路的苏联“猎人”并不显得十分重要。照片存入相应的档案，从安德烈写在页边的笔记看来，原本是打算分发给监控组的，出于至今不明的原因，最后没有发出去，也许觉得没有必要，也许就是忘了。奥尔洛夫的活动范围毕竟不在柏林。安德烈更加没有理由向莱纳提起这件事，小羊只是小羊，不需要知道幕后的运作。

1955年2月，隧道修建完毕，中情局如愿以偿，把长柄勺伸进了莫斯科和柏林之间奔涌的信息流里，秘密像瀑布一样倾泻而下，巨大的录音设备日夜运转，录下严肃谈话、下流玩笑、调动指令、抱怨、对骂和令人困惑的黑话。隧道如此成功，以至于霍恩斯比一度认为，“麻雀”已经没有用处，安德烈是时候把他放归野外，再不联络。

安德烈也许同意上司的看法，也许不同意。无论如何，他二月份还是和莱纳在阁楼里见了一次。这没有道理，你看，“赫尔曼先生”近来并没有发出什么指令，从隧道窃取的对话听来，他也没有在斯塔西总部露面。这些安德烈已经知道了，没有必要特意问莱纳。要是有人问起，他有一百个理由，他可以说，这个线人需要额外的心理支持，定期见面必不可少。也可以说，是他自己有新指令要给莱纳。不过，幸好，没有人问起，他躲过了解释，也不必思考自己是否也想见莱纳这个令人尴尬的问题了。

这次碰面没有留下书面痕迹，又是那种不适宜写报告的场合。伦敦不需要知道这些琐碎小事，泥地里擦出来的小小火花，高高地坐在办公室里的人是看不见的，也不屑于去看。我想再要一杯威士忌，你不要喝，你保持清醒。听故事的人最好醒着，干杯。

第十七章

莱纳决定搬家。某一个温暖的四月早晨醒来，这个念头就在脑海里了。至少他是这样向安德烈解释的。“想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。”莱纳提出，他现在有足够的钱，可以去更好的街区租一个小房间。

这一切都非常合理，安德烈承认道。不过小心了，每次他说你有道理，实际意思是，他觉得你毫无道理，而且立即要开足马力说服你改变主意。他不会说“别这么做”，他会说的是，“你该早点告诉我，小鸟，我认识一些人，可以给你推荐棒极了的小公寓，看在我们的交情份上，租金还可以打折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