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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章 华盛顿，一九四二年（第8页）

他试着去想象一个在德国的孤独、恐惧的人，待在一栋黑漆漆的房子里，或是在黑漆漆的公寓里，把广播音量调得很小，不让邻居们听到。他对美国人演讲只能用结结巴巴的英语，如今可以对公众说德语了。他使用理性、人本主义的语言，能唤起高尚的觉识。

“正在对你们发言的是，”他说，“一个德国作家，他的作品和他本人，都被你们的统治者驱逐出境了。因此，我很高兴能利用英国广播给我的机会，一次次向你们讲述我在美国，在这个我找到了家园的自由伟大的国家中的见闻。”

有几次他遏制不了自己对德国普通顺民的愤怒，他想，这些人越来越让人难以原谅。

“由于我的同胞们，”他说，“对人性加诸如此残暴、如此难忘的恶行，我无法想象在将来他们将如何生活在人人平等的世界中。”

他问在听的人是否还记得，他在前一次战争中的看法。他问他们，是否觉得他还是同一个人。因为他如今认为，德国和其他国家一样，都有普通的优缺点，并非特例。

“德国就是这样，”他说，“它本质上并不特殊。如今它被敌人包围，因为是它把敌人招来。它对犹太人的野蛮行为，让它无以赎罪。为了被拯救，它必须被打败。”

假如他的观念能一百八十度转变，那么他就能鼓励一些同胞反思他们的政治。假如他能觉醒，那么其他人也可以。

在录音室中，他努力让自己语气保持平稳。他希望他声音中偶尔的颤抖，能让听众触及他深沉的感情。

这年年末，埃丽卡回来时，联邦调查局有封信等着她，想要调查她，了解一九三三年前在德国参与反法西斯运动、如今身在美国的都有谁。

当卡提娅从阳台上目送那两人离开时，她说埃丽卡一定让那两位调查者战战兢兢了。他们看起来像是为此事了结而喜悦，卡提娅如是说。

埃丽卡有好几天都在恼火，动辄为小事发怒，她想写文章或者做讲座、接受采访来讲述她的遭遇。

“他们问的什么问题！他们怎么这么消息不灵通！还固执追问，连最基本的技巧都不懂。”

托马斯从最后一句中推断出，他们想必是问了她和女人的关系。

当他收到联邦调查局的信，请他抽空在家接受调查时，他几乎感到庆幸。他被列入他们的调查名单，也许会让埃丽卡感觉他们并没有单独针对她。

“如果他们问到任何与你有关的问题，”他对埃丽卡说，“我会说，我是你可怜的无辜的父亲，没人告诉我任何事。”

“他们会说你是共产党。”她说。

“布莱希特可就高兴了。”

约定时间后，房子里来了两个人，一个朝气蓬勃，精神抖擞，另一个年龄较大，死气沉沉，他决定在书房中会见他们。主客厅的加利福尼亚风格，与联邦调查局的反法西斯调查似乎格格不入。而书房的氛围也许能让他们端正态度。

三人落座后，年长的那位面无表情地向他解释了他所有的权利。托马斯让他们说得慢些，允许他在非母语的语言中挣扎。

“我们完全听得懂你的话。”年长者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