八三看书

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

第8章 尾声6．天下大同 第一（第1页）

第8章 尾声6.天下大同 第一节

军器监的锻铁声突然哑了，工匠们手里的锤钳悬在半空，火星在铁砧上明明灭灭。首席长老枯瘦的手指像鹰爪般攥着我的手腕，紫袍下摆沾着玄鸟飞行时卷来的草屑，身后八位长老的朝靴还带着北上的尘土——他们竟是刚从玄鸟背上下来，连换身干净衣裳的功夫都省了，靴底的泥块在青砖地上蹭出浅痕。

“大统帅，三十年了啊……”首席长老的声音像被砂纸磨过，浑浊的眼睛里滚下两行老泪，砸在我手背的老茧上，洇出小小的湿痕。他身后的军政院首席长老往前挪了半步，捧着个鎏金锦盒躬身道：“这是传国玉玺，按您当年定的规矩，五年换届推举时，总得有您的印才算数。”

我望着锦盒里的和田玉玺，螭龙纽上的刻痕已被摩挲得发亮。三十年前帝昺禅让时，这方玉玺曾摆在应天府衙的案头，玉质温润却重逾千斤。“玉玺该在长老院的金匮里。”我轻轻抽回手，指腹擦过他袖口磨破的补丁——这老家伙还是老样子，穿得比州府小吏还素净，“当年定下三权分立，军政法各司其职，如今运行得好好的，何必再提旧事？”

政法院首席长老上前一步，手里的铁尺在阳光下泛着冷光。那是当年我按现代法槌样式改的，一尺三寸长，柄上刻着“法平如水”四个字，象征司法公正。“大统帅有所不知，”他的声音像铁尺敲击青石案般铿锵，“上月泉州造船厂就闹了乱子。厂长要添蒸汽锅炉，说能多造三艘船，可驻守的百户不依，说‘厂子是军产，银子得交军械库’，工匠们更急，拿着锤子堵了厂门，喊‘我们日夜赶工，凭啥好处都是你们的’？最后还是当地法院把人都锁了，才没出人命。”

我们移步军器监的议事厅，松木桌案上还摊着电饭锅的图纸，铜制内胆的弧度线旁标着李忠刚写的“第七次试铸”。首席长老指着图纸上“电阻丝需绕九圈”的字样，突然笑了，眼角的皱纹挤成沟壑：“您看，连煮饭的家伙都按您的法子改了，这天下早不是当年的模样了。”他从袖中取出一卷账册，桑皮纸的边缘已被翻得起毛，“全国像样的工坊共三百六十二处，信丰罐头厂产的鱼罐头能运到漠北，泉州造船厂造的蒸汽船能抵南洋，可这所有权……就说信丰炼铁厂，上月算工钱时，士兵们要按军饷发，工匠们要按市价算，吵到现在还没开工。”

我翻开账册，泛黄的纸页上记着各厂的来历：信丰炼铁厂是至元二十八年缴获的元军熔炉改建，虔城灯泡厂的启动资金来自至元三十年攻破临安时的库银，造车厂的地皮原是北门军营的校场，崇祯三年才改成工坊……某页空白处还画着个歪歪扭扭的拳头，旁边写着“凭啥军爷分得多”，墨迹洇透了纸背。“当年办厂是为了安民生，”我指尖划过“军器监”三个字，那里记着“至元二十九年 元军火炮作坊改建”，“如今要让它们活起来，得明明白白分清楚谁来管、谁来受益。”

议事厅的窗棂漏进斜阳，在青砖地上投下棋盘般的格子。我取过炭笔，在纸上画下五个并列的方框，每个框里都注上字：“军、政、法各占两成，厂长与工人共占两成。”笔尖顿在纸页上，留下个墨点，“军队保厂护产，防匪防盗，占两成；政务院管税赋民生，协调原料运输，占两成；法院断纠纷，定规矩，占两成——这六成是根基。”

“那剩下的四成？”军政院首席长老追问，手里的算盘珠子已经在轻响，算珠碰撞声里，他突然压低声音，“大统帅，不是我们贪心，军中兄弟们不服啊。当年打元军，他们拿命换了这些厂子，如今让工人分走四成，怕是要哗变。”

“厂长和工人们拿四成。”我把“厂长”和“工人”两个框子描粗，“厂长管经营，工人出力气，干得好，年底分红能比俸禄多三倍；干得差，股东们能把他换了。”见他皱眉，我又道，“上月泉州造船厂造一艘蒸汽船能赚五百两，若按这个章程，驻守的士兵能分一百两，够他们三个月军饷；工人分两百两，顶得上半年工钱——总比现在停工强。”

首席长老突然拍了下桌子，案上的砚台都跳了跳，墨汁溅在账册上。“大统帅这法子，比当年的‘屯兵垦田’更透亮！”他转身对身后的长老们道，“可这五方得各让两成出来。”见我皱眉，他忙补充道，“不是给旁人，是给您的家族。这三十年里，从罐头厂的密封法到如今的发电机，哪样离得开您留下的图纸？刘家拿一成，天经地义！”

军政院首席长老的算盘打得噼啪响：“军产折银二十万两，政务院可注资二十万，法院以律法保障折算二十万，厂长工人合股二十万，再给刘家十万——正好一百万两总股本。军、政、法各持二十万，占两成；厂长工人合持二十万，占两成；刘家持十万，占一成。年底按账册分红，一分一毫都清楚。”他把算珠归位时，木框发出轻微的响声，“就怕……就怕军中老兄弟们不认啊。”

这章没有结束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！

这话不假。三日后，当我们把章程抄在军器监的照壁上时，果然炸了锅。一个独臂老兵拄着铁拐冲上来，拐杖在地上戳得咚咚响：“老子当年在钓鱼城丢了条胳膊，才把这些厂子从元军手里抢回来，凭啥要让给工人？”身后立刻围上来十几个老兵，有的缺了耳朵，有的断了腿，都是当年跟着我出生入死的弟兄。

“张老哥，”我认得他，当年他是我的亲卫，在襄阳城下替我挡过一箭，“您看这账。”我取过算盘，噼啪打起来，“军器监去年赚了五千两，按章程，军队能分一千两，够您和弟兄们每人添两身新衣裳，再给家里捎点银子。要是还像以前那样闹僵了停工，一分钱都没有。”他愣住了，独眼里的红血丝慢慢退了些，却还是梗着脖子：“可……可这是军产啊。”

“天下都是百姓的，何况几个厂子？”李砚娘不知何时站在我身后，手里捧着当年的伤兵名册，“您儿子在信丰灯泡厂当工匠，按章程，他也能分红，这不比您每月从军中领那点饷银强？”张老哥的嘴唇动了动，突然捂住脸蹲在地上，铁拐“当啷”掉在地上：“俺那娃……俺那娃是说过厂里要分红，俺还骂他痴心妄想……”

工人那边也起了波澜。一个年轻工匠举着锤子喊：“厂长天天啥也不干，凭啥跟我们分一样的？”旁边立刻有人附和，说要把厂长的股份匀给大家。我让李忠把去年的账册搬来，摊在地上：“去年厂长跑遍江南订了三百个灯泡的单子，才让大家有活干，他拿的是经营的钱，你们拿的是手艺的钱，都该得。”那工匠盯着账册上“厂长跑坏三双鞋”的记录，脸慢慢红了，把锤子收了回去。

最难办的是各地工坊的资产评估。信丰炼铁厂的老炉工说熔炉是他当年亲手砌的，该算工人的；驻守的百户却说地皮是军队划的，该归军产。我们只好请法院的人带着尺子、秤子去丈量，熔炉按工匠的工时算，地皮按军队的屯田册算，连墙上的茅草都按“军队割的草”“工人编的绳”分开计价。有回算到半夜，一个老账房先生突然哭了：“活了六十年，从没算过这么细的账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