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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79章（第1页）

第三张照片，女子已经中年，身边站着一个小女孩。两人站在一栋老式居民楼前，背景模糊，但能看出是成都的街景。背面写着：“一九五五年，与女儿小雅于家门前。”

盒子里不止照片。还有几本日记，纸张泛黄脆弱；一些信件，用毛笔或钢笔书写；几件小物件：一枚铜质的校徽，一支老式钢笔，一个绣着芙蓉花的手帕。

孟予安在书桌前坐下，戴上眼镜，开始小心翼翼地翻阅。

日记的主人就是照片上的女子，名叫□□。最早的日记始于一九三四年，那时她十七岁，刚从女子中学毕业，考入了华西协合大学的医学预科。

“三月十二日，晴。今日收到录取通知，父亲却面露难色。他说，女子读医科太过辛苦，且毕业后恐难寻得合适工作。我据理力争，母亲在一旁沉默。最终父亲叹息道：‘你若真有心济世救人，便去吧。’”

“九月三日，雨。开学已一周，我是班上唯一的女生。男生们或好奇或轻视的目光令人不适。然王教授今日课上言：‘医者眼中只有病患，无分男女。’此言如明灯，照亮前路。”

日记断续记录着□□的求学生涯：课业的繁重，同窗的排挤，战乱年代的动荡，还有她日益坚定的从医决心。一九三七年，抗战全面爆发，日记中多了对时局的忧虑，也多了救死扶伤的记录。

“一九三九年八月，日机轰炸成都。与同学奔赴现场救治伤员。血肉模糊，哀鸿遍野。第一次独立完成截肢手术，手未抖，心在颤。夜深归校，于水盆中反复搓洗双手，血色似永难洗净。”

孟予安读到这里，手指轻轻拂过泛黄的纸页。作为历史教师，她熟悉这段历史，但从未如此近距离地触摸过一个普通人在大时代中的选择与坚持。

日记在一九四二年中断，然后是一九四五年的一篇：“战争结束。医院接收了许多‘慰安妇’，她们的身体和心灵都伤痕累累。我申请专门负责这个病房，有人说我傻，这些病人难治又无钱。但我想，若无人医治她们，这个世界该何等冰冷。”

翻到一九五〇年，新中国刚成立：“今日接到调令，前往新建的妇幼保健院工作。院长说，新中国的妇女儿童健康是重中之重。我欣然应允。小雅已五岁，聪明伶俐。告诉她妈妈要去帮助更多小朋友和他们的妈妈，她拍手称好。”

日记在一九五八年戛然而止。最后一篇写着：“大炼钢铁运动，医院抽调人手。我主动申请去工厂医疗站。小雅已十三岁，可照顾自己。只是她近日沉默，许是青春期的烦恼。等忙完这阵，需与她好好谈谈。”

日记到这里就结束了。盒子里没有之后的记录。

孟予安拿起那叠信件。大多是□□与友人的通信，讨论医学问题，交流工作情况。但其中有一封特别的信，写于一九六六年，笔迹颤抖：

“文漪吾友：闻你近日处境艰难，我心忧如焚。时局如此，黑白颠倒，你一生行医救人，竟也被扣上莫须有之罪名。务必保重身体，真相终有大白之日。若需帮助，务必来信。珍重。友：淑贞。”

再往后，盒子里就没有任何文字记录了。只有几张散落的照片：一张是一九六〇年的全家福，□□、丈夫和已经长大的女儿；一张是一九七五年的工作照，她在某乡村诊所前；最后一张是一九八〇年，她站在重新开放的妇幼保健院门前，头发花白，笑容温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