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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茹萍正在核对家里隔离物资清单,闻言头也没抬:“你在他跟前都说不动他,隔着几千公里,我又能有什么办法?”
她放下笔,看向丈夫,眼神里有担忧,也有一种深切的了解,“我已经托了医院的同学,请他们帮忙关注静知的病例,如果有需要,随时可以组织远程会诊。我们能做的,是动用一切资源保障那孩子的治疗。至于天天……他得自己熬过去。这是他的坎。”
就在余志超的焦虑和徐茹萍的隐忧达到顶峰时,转机在第四天到来。
礼仪老师下课走了,余夏第无数次查看手机。当那条简洁的、来自江静知账号的消息跳入眼帘时,他盯着那行字,足足过了十几秒,才像被烫到般猛地从沙发上直起身。
“我醒了。喉咙还疼,但好多了。别担心。你怎么样了?没被传染吧?”
他反反复复看了三遍,每一个字都确认无误。
然后,敲下那五个字:“我在。我没事。”
接着,他几乎是颤抖着手指,拨通了那个早已烂熟于心的、联系医院副院长的号码。对方证实,江静知清晨确实恢复了意识,体温下降,精神状态尚可,已能少量饮水。
结束了短暂的通话,余夏握着手机,站在房间中央。
窗外,维多利亚港上空,晚霞满天。
他慢慢地、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再缓缓吐出,仿佛要将积压在胸中数日的冰冷和滞涩全部置换出去。紧绷到极致的肩颈线条,松弛了下来。
他点开了与母亲的对话框,言简意赅:“妈,静知醒了,情况稳定。”
几乎同时,徐茹萍的消息也发了过来,带着如释重负的感叹号:“醒了就好!醒了就好!”
余志超收到消息时,暗自松了一口气,他拿起电话,取消了原定明天上午给余夏增加的“压力管理”课程。
待他去叫儿子吃晚饭时,却见儿子已经靠在沙发上睡着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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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消息像一剂强效的营养液,滋润了余夏这棵蔫了数日的“禾苗”。
几乎是肉眼可见的,那种紧绷到快要断裂的沉寂从他身上褪去,虽然眼下还有淡淡的青黑,但眼神里的焦灼和空洞被一种重新燃起的、带着踏实温度的光亮取代。
余志超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变化。早餐时分他隔着餐桌打量余夏,没多问,只是心里那根绷着的弦,也跟着松了少许。
“爸,”余夏端起咖啡喝了一口,忽然开口,语气是几天来未曾有过的、近乎轻松的提议,“咱俩在香港这边,行动还算自由。妈他们仨在家关着,估计挺闷的。反正上午加的课取消了,要不要去商场转转?给他们买点礼物寄回去,也算……一点心意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