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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纪十 （公元前133年－前125年）（第4页）

徐乐上书说：“我听说，天下最大的忧患在于‘土崩’，而不在于‘瓦解’，从古到今都是这样。

什么是‘土崩’呢？秦朝末年就是典型例子。陈涉没有诸侯的尊贵地位，没有自己的封地，也不是王公贵族、名门望族之后，在乡里没有什么好名声，没有孔子、曾子、墨子那样的贤能，也没有陶朱公、猗顿那样的财富。然而，他从穷乡僻壤起兵，挥舞着简陋的武器，袒露着臂膀大声呼喊，天下人纷纷响应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是因为百姓困苦不堪，而君主却不体恤；下层百姓怨恨，而上层君主却毫不知情；社会风俗已经混乱，而政治却没有加以整顿。这三个方面，就是陈涉能够凭借的条件，这就叫做‘土崩’。所以说，天下的忧患在于‘土崩’。

什么是‘瓦解’呢？吴、楚、齐、赵等七国之乱就是例子。七国的诸侯谋划叛乱，他们都号称拥有万辆兵车的君主，拥有几十万披甲的士兵，他们的威势足以震慑国内，财富足以赏赐给士兵百姓。然而，他们却不能向西多占领一尺土地，反而在中原地区被擒获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并不是他们的权势比平民还小，兵力比陈涉还弱。在那个时候，先帝的德政还没有衰落，安于本土、乐于旧俗的百姓众多，所以诸侯们在境外没有援助，这就叫做‘瓦解’。所以说，天下的忧患不在于‘瓦解’。

这两种情况，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关键要点，贤明的君主应该特别留意并深入考察。

近来，关东地区粮食多次歉收，年景还没有恢复，百姓大多贫困，再加上边境的战事。按照常理推断，百姓应该有不安于现状的了。百姓不安，就容易躁动；容易躁动，就会形成‘土崩’的形势。所以，贤明的君主应该洞察万物变化的根源，明白国家安危的关键，在朝廷上采取措施，消除还没有形成的祸患，关键就是要使天下不出现‘土崩’的形势罢了。”

徐乐的奏章呈上后，汉武帝召见了主父偃、严安和徐乐三人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以前都在哪里呢，怎么这么晚才和你们相见！”随后，把他们都任命为郎中。

主父偃尤其受到汉武帝的亲近和宠幸，一年之内升迁了四次，担任了中大夫。大臣们都害怕他的言辞，送给他的贿赂累计达千金之多。有人对主父偃说：“你太蛮横了！”主父偃说：“我活着的时候如果不能享受五鼎食的富贵，死的时候就甘愿受五鼎烹的刑罚！”

元朔二年甲寅（公元前127年）

冬天，汉武帝赐给淮南王刘安几案和手杖，允许他不用进京朝见。

主父偃劝说汉武帝：“古时候，诸侯的封地不超过百里，强弱的形势容易控制。如今，诸侯有的封地相连几十座城邑，土地纵横上千里。形势宽松时，他们就骄奢淫逸，容易做出违法乱纪的事；形势紧急时，他们就凭借强大的实力联合起来对抗朝廷。如果按照法律直接削减他们的封地，就会引发叛乱，之前晁错的事情就是这样。现在诸侯的子弟有的多达十几个，只有嫡长子能继承王位，其余的子弟虽然也是亲骨肉，却没有一寸土地的封赐，这样仁孝之道就无法宣扬。希望陛下下令让诸侯可以推广恩德，把封地分给子弟，封他们为侯。这样，他们每个人都会高兴地实现自己的愿望。陛下以施恩的名义，实际上分割了他们的封国，不用削减封地，就能逐渐削弱诸侯的势力。”汉武帝听从了他的建议。春天正月，汉武帝下诏说：“诸侯王中如果有人想推广私恩，把封地分给子弟，让他们各自把情况上报，我会确定他们的封号。”于是，各诸侯国开始分割，诸侯王的子弟都被封为侯。

匈奴入侵上谷、渔阳，杀害、劫掠官吏百姓一千多人。汉武帝派卫青、李息从云中出兵，向西一直打到陇西，在黄河以南攻打匈奴的楼烦王和白羊王，斩杀、俘虏匈奴几千人，缴获牛羊一百多万头，赶跑了白羊王和楼烦王，于是夺取了黄河以南的土地。汉武帝下诏封卫青为长平侯，卫青的校尉苏建、张次公都立有战功，封苏建为平陵侯，张次公为岸头侯。主父偃又说：“黄河以南地区土地肥沃富饶，外部有黄河作为险阻，以前蒙恬曾在这里筑城来驱逐匈奴。在这里设郡，对内可以减少运输和戍守的费用，扩大中原的范围，这是消灭匈奴的根本办法。”汉武帝让公卿们讨论，大家都说这样做不方便。但汉武帝最终还是采用了主父偃的计策，设立了朔方郡，派苏建征发十多万人修筑朔方城，重新修缮秦朝时蒙恬所建的要塞，凭借黄河作为坚固的防线。从关东地区转运粮草到朔方路途遥远，整个山东地区的百姓都为此劳累不堪，花费了几十上百亿钱，国库也因此空虚了；汉朝也放弃了上谷郡中偏远孤立的造阳地区，把它给了匈奴。

三月乙亥日，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，发生了日食。

夏天，汉朝招募十万百姓迁徙到朔方。

主父偃又劝说汉武帝：“茂陵刚刚开始修建，天下的豪杰、兼并土地的大户、扰乱社会的人，都可以迁徙到茂陵。这样，对内可以充实京城，对外可以消除奸邪狡猾之人，这就是所谓的不用诛杀他们，却能消除祸害。”汉武帝听从了他的建议，把各郡国的豪杰以及家产在三百万以上的人家都迁徙到茂陵。

轵县人郭解，是关东地区的大侠，也在迁徙的名单中。卫将军替他向汉武帝说情：“郭解家里贫穷，不符合迁徙的标准。”汉武帝说：“郭解只是个平民百姓，他的权势竟然能让将军为他说话，可见他家并不贫穷。”最终还是把郭解家迁徙了。郭解平日里因为一点小事就杀人，这样的情况有很多。汉武帝听说后，派官吏逮捕并惩治郭解，他所杀的人都在大赦之前。轵县有个儒生陪使者坐着，有个客人称赞郭解，这个儒生说：“郭解专门干违法乱纪的事，怎么能算贤能呢！”郭解的门客听到后，就杀了这个儒生，还割掉了他的舌头。官吏因此责问郭解，郭解确实不知道是谁杀的，而那个杀人的人最终也没有被查出来，不知道是谁。官吏上奏说郭解无罪，公孙弘议论说：“郭解是个平民百姓，却行侠弄权，因为一点小事就杀人。郭解虽然不知道是谁杀的人，但这个罪过比他亲自杀人还严重。应当以大逆不道论处。”于是，将郭解灭族。

班固说：古时候，天子分封诸侯国，诸侯建立卿大夫的采邑，从卿大夫到平民百姓，各有等级差别，所以百姓服从他们的上级，而下面的人没有非分之想。周王室衰微之后，礼乐制度的制定和军事行动的指挥权都由诸侯掌握。齐桓公、晋文公之后，大夫世代掌握政权，家臣也能发号施令。这种衰败的形势延续到战国时期，各国合纵连横，于是各国的公子，像魏国的信陵君、赵国的平原君、齐国的孟尝君、楚国的春申君，都凭借王公的势力，竞相结交游侠，对那些鸡鸣狗盗之徒也以礼相待。赵国的丞相虞卿，抛弃国家和君主，去解救处于困境的好友魏齐；信陵君无忌，偷取兵符，假传命令，杀死将领，独掌军权，去解平原君的危急。他们都因此在诸侯中获得了很高的声望，名扬天下，那些热衷于游说的人，都把这四位豪杰当作楷模。于是，背叛朝廷、结党营私的风气形成了，尽职守责、侍奉君主的道义被废弃了。等到汉朝建立，法律宽松，没有及时加以纠正。所以代国的丞相陈豨出行时随从的车辆有上千辆，而吴王刘濞、淮南王刘安都招揽了数千门客。外戚大臣像魏其侯窦婴、武安侯田蚡等人在京城竞相攀比，平民游侠像剧孟、郭解这些人在民间活动，他们的权势在州郡中横行。他们的势力甚至可以折服公侯，普通百姓以他们的名声和事迹为荣，羡慕并向往他们。即使他们触犯了法律，也认为自己是为了成名而不惜牺牲生命，就像季路、仇牧一样，死而无悔。所以曾子说：“君主失去了正道，百姓离心离德已经很久了。”如果没有圣明的君主在上，向百姓表明好恶，用礼法来规范他们，百姓又怎么能知道什么是禁令并走上正道呢！古时候的正确法则是：春秋五霸是夏、商、周三代圣王的罪人；而战国时的六国，又是春秋五霸的罪人。那四位豪杰，又是六国的罪人。何况像郭解这类人，凭借一个平民的身份，窃取生杀大权，他们的罪行已经是罪不容诛了。不过，看他们温和善良、广泛地关爱他人，救济穷困、周济急难，谦虚退让、不自我夸耀，也都有与众不同的品质。可惜啊，他们没有遵循道德规范，只是在末流中放纵自己，最终落得个身死族灭的下场，这并不是什么不幸。

荀悦评论说：世上有三种“游民”，是道德的败坏者：第一种是游侠，第二种是游说者，第三种是游行之人。树立气势，作威作福，结交私人党羽，在世上逞强的人，叫做游侠；粉饰言辞，设置诈谋，在天下奔走以迎合时势的人，叫做游说者；表面上追求仁爱以迎合时尚，勾结同类，树立虚假的声誉来获取权势利益的人，叫做游行之人。这三种人，是祸乱产生的根源；他们损害道义、伤害品德，破坏法律、迷惑世人，是古代先王所慎重对待的。国家有士、农、工、商四种百姓，各自从事自己的职业。不从事这四种职业的人，就叫做奸民。奸民不出现，王道才能实现。

大凡这三种“游民”的出现，都产生于衰败的时代，周朝、秦朝末年尤其严重。君主不英明，臣下不正派，制度没有确立，纲纪松弛荒废；把他人的毁谤和赞誉当作荣辱的标准，而不核实事情的真相；以自己的喜爱和憎恶作为判断利害的依据，而不考虑实际情况；根据自己的喜怒来进行赏罚，而不考察其中的道理。上下相互欺瞒，万事都违背常理，因此发表言论的人根据对方势力的强弱来措辞，负责选举的人按照亲疏关系来下笔举荐，善恶被众人的言论所混淆，功罪被王法所颠倒。这样一来，利益不能通过正当的道义去获取，祸害也不能通过正确的方法去避免。所以君子触犯礼仪，小人违反法律，到处奔走钻营，超越职权、僭越法度，注重浮华而废弃实质，竞相追求一时的利益。轻视父兄的尊贵而推崇对待宾客的礼节，淡薄骨肉之间的恩情而深厚朋友之间的友爱，忘记修身养性的道理而追求众人的赞誉，割舍维持生计的产业来满足宴请宾客的喜好，贿赂的礼物堆满门庭，相互拜访的人在路上络绎不绝，私人信件比公文还繁多，私人事务比公事还繁忙，于是不良的社会风气形成了，而正道却被破坏了。

因此，圣明的君主在位时，治理国家、整顿百姓，建立正确的制度；评定善恶以功罪为依据，而不被毁谤和赞誉所左右，听取言论的同时要求有实际行动，提出名称的同时要指明实际内容。所以，实际情况不符合名声的叫做虚假，内心的情感与外在的表现不相符的叫做虚伪，毁谤和赞誉不符合真相的叫做诬陷，谈论事情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叫做欺骗。虚伪的行为不能得逞，诬陷欺骗的言辞不能流传，有罪恶的人不能侥幸逃脱，没有罪过的人不会担忧恐惧，私下请托的事情无法进行，贿赂的行为没有用处，停止华丽的文辞，去除浮夸的言辞，禁止虚假的辩论，杜绝过度的智谋，摒弃百家的杂乱思想，统一于圣人的最高道德准则，用仁爱和恩惠来滋养百姓，用礼仪和音乐来教化百姓，那么社会风俗就会稳定，伟大的教化就会形成。

燕王刘定国和他父亲康王的姬妾通奸，还抢夺弟弟的妻子作为自己的姬妾，又杀死了肥如县令郢人。郢人的兄弟上书告发了这些事，主父偃从中推动这件事的查办。公卿们请求诛杀刘定国，汉武帝同意了。刘定国自杀，封国被废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