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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65章（第1页）

在经济领域，文泽展现出的远见卓识更是令人瞠目。他主导推动了全国范围内货币与度量衡的严厉统一，结束了此前各地币制混乱、尺度不一，严重阻碍商业流通的局面。他调动人力物力，大规模疏浚、修缮前朝遗留的运河与主要漕运水道，构建起以即将建成的新都“长安”为中心，辐射四方、沟通南北的水路运输网络，极大地降低了物流成本，促进了区域间的物资交流与经济互补。

他明确颁布诏令，鼓励工商业发展，保护合法经营，同时强调“与民休息”，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轻徭薄赋的政策，让历经战火摧残、渴望安宁的百姓得以喘息，恢复生产。更令人称奇的是，他甚至借鉴了一些现代社会的经济管理理念，建立了初步的“常平仓”制度，即国家在丰年以合理价格收购粮食储存，在灾年或青黄不接时平价放出，以平抑物价，应对可能出现的天灾人祸，保障民生基本稳定，这在其时无疑是极具前瞻性的仁政。

在军事改革方面，文泽并未因谷翊身体原因而忽视武备。他推行了“府兵制”与精锐“常备军”相结合的兵役制度。府兵平时分散于各地，从事农业生产，定期进行军事训练，战时则自备器械粮秣，应召出征；而常备军则由国家财政供养，负责核心区域的戍卫和应对突发战事。

这一制度既保证了国家拥有充足且训练有素的兵源，又极大地减轻了和平时期庞大的军费开支对国家财政的压力。同时，他着手建立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、标准化的军工生产与研发体系，集中工匠与资源，不断对现有的铠甲、弓弩、攻城器械等进行技术改良与标准化生产，确保军队的装备水平能够持续提升，维持强大的战斗力。

在文化教育与律法建设上，文泽的贡献更是堪称奠基。他主张“尊儒重道”，将经过其筛选、强调忠君爱国、仁义礼智信的儒家学说确立为官方主导思想，用以规范社会伦理，凝聚人心。但他并非泥古不化，同时也强调“包容并蓄”，对道家、法家乃至一些有益的域外思想，也持开放态度，取其精华。

他亲自领导并参与了新朝律法的编修工作，在其主导下颁布的《大衍律》开篇明义便强调“法不阿贵，绳不挠曲”，明确规定王公贵族与平民百姓在法律面前同等地位，奠定了“依法治国”的坚实根基，极大地限制了特权阶层的为所欲为。

他大力兴办各级官学，由朝廷提供补贴，鼓励适龄子弟入学；组织大量学者，系统性地整理、勘误、编纂前朝遗留的浩瀚典籍，避免文化传承出现断层；更亲自过问并推动医药、天文、历法、农学、算术等实用技术的发展，设立专门的机构进行研究和推广，力求将知识转化为改善民生的实际力量。

这每一项足以影响千秋万代的政策的酝酿、提出、细节完善到最终推行，都绝非文泽一人闭门造车所能完成。它们都经过了文泽与谷翊在灯火通明的书房内，无数个夜晚的反复商讨、激烈辩论、谨慎推演和利弊权衡。

谷翊负责站在最高统治者的角度，把握政策的大方向是否有利于江山稳固、皇权集中，并依靠其无人能及的威望和手中掌握的强大武力，为这些触动既得利益集团奶酪的改革提供最坚实的权威保障，扫清推行过程中遇到的一切阻力。而文泽则负责发挥其超越时代的智慧，进行具体的制度设计、框架搭建、细节完善，并以其惊人的耐心和执行力，监督、推动这些政策在地方上的落实，确保其不变形、不走样。

他们二人，一个如巍峨高山，提供依靠与魄力；一个如深邃瀚海，蕴含智慧与耐心。相辅相成，珠联璧合，共同将那些曾经在清溪镇河边、在病榻前勾勒的宏大理想，一步步变为触手可及的现实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文泽“摄政王”的地位与权威，不再仅仅依赖于谷翊的授予和情感上的偏爱，而是通过这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治国方略和实实在在的功绩，变得愈发稳固，其个人威望也如日中天，日隆月盛。

朝野上下，从最初的好奇、观望、乃至非议，到逐渐习惯、接受、最终由衷敬佩这位总是神色清冷、举止从容、目光睿智、算无遗策，与他们的主公共掌江山、决定帝国走向的特殊存在。

“文心武胆，双星耀世”，已不再是一句虚言，而是成为了这个生机勃勃的新生王朝最鲜明、最深入人心的标志。

而谷翊对文泽的依赖与爱意，也在这日复一日的并肩作战、同心治世中，与日俱增，深入骨髓。他几乎已经习惯了在所有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上，首先要听取文泽的分析与建议；甚至在一些无关紧要的、诸如宫内用度、园林修缮等生活小事上，他也喜欢征询文泽的看法，仿佛只有得到他的认可，心里才会踏实。他无比享受着与文泽并肩站立在高处，共同俯瞰、亲手塑造这逐渐成型、日益繁华的煌煌盛世的巨大成就感与满足感。对他而言，这万里江山，唯有与文景然共享，才具有真正的意义与光彩。

这一日，夕阳熔金，暮云合璧。在新选定并已初具规模的新朝都城——“长安”（取“长治久安”之寓意）的郊外，初步建成的高耸宫墙之上，谷翊与文泽并肩而立，迎着微凉的晚风，俯瞰着下方那片如同巨大棋盘般规整延伸的街巷坊市，以及其中如同蚁群般忙碌穿梭、为这座未来帝国心脏添砖加瓦的无数工匠与民夫。远处，宫城的核心区域已初现雄浑壮丽的轮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