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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低头沉默了一段时间，在法官又问了一遍问题后，他才回答说：“有闪过这个可能，但我的身体先于我的大脑作出了反抗的动作，等我回过神来，意识到他可能会死后，就报120急救了。”

“好，”法官继续说，“我看了下材料，你报120的时间距离你和顾清雅离开酒店房间的时间点相差四分多钟，在这段时间里，你们在做什么？为何要等到四分钟后再报警？”

邓泽鉴：“我在犹豫要不要打电话。”

法官：“所以你是知道的，这通电话拨通的时间，会影响到谭一鸣的死亡结果？”

邓泽鉴握紧了拳头，在一旁的顾清雅一脸担忧地望着他。

“对，”邓泽鉴抬头看向法官，“我需要一点思考的时间，我也犹豫过要不要救他。”

法官问完问题后，就轮到公诉人发言了。

公诉人坐在周言对面，穿着正式，桌上材料很厚一叠，他看起来四十多岁，比法官还要年长许多，多年的职场经验令他呈现出平静的姿态，说话从容而缓慢。

他的诉状上将警方定的故意杀人罪改为了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，根据《刑事诉讼法》，提出的量刑意见是三年以上，五年以下。

之所以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，是因为所有的证据都显示，谭一鸣的刀被击落，而且肩膀被凳子砸中，失去攻击能力，此时的邓泽鉴仍然坚持捅刺其身上致命的部位，明显超过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，应当负刑事责任。

公诉人不疾不徐地说：“邓泽鉴作为一名心智健全的成年人，应当预见其行为可能导致谭一鸣的死亡结果，若轻易认定正当防卫，可能助长‘以暴制暴’的不良社会风气。”

法官轻点了一下头，似乎认同了他的说法，接着看向周言，示意轮到他发言了。

材料改了又改，周言已经对内容倒背如流，他抬起头，目光落在审判席上。

“我认为在对邓泽鉴的防卫动作进行定性之前，我们不能忽略掉的一点是，谭一鸣正在对顾清雅实施性侵，且是长达三年之久的长期性侵，根据《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》，当不法侵害呈持续性、反复性等特征时，防卫时间节点可适度前移。”

“邓泽鉴闯入时，谭一鸣已经着手实施新的性侵行为，符合紧迫性要件。”

“其次，谭一鸣率先使用刀具攻击邓泽鉴，当事人夺刀反击属于制止不法侵害的必要手段，此时特殊防卫权已经被激活，对于致死结果，不承担刑责。”

“至于‘补刀’临界点的争议，根据邓泽鉴和顾清雅的陈述，谭一鸣倒地后瞳孔睁大，面目惊悚，随时可能站起来反击的样子。警方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谭一鸣倒地后昏迷不醒，失去行动力，所以我方认为，即使刀被击落，谭一鸣的威胁也并未消除，他口口声声称‘公安局里面都是自己人’，加剧了邓泽鉴的恐惧，另外，邓泽鉴右手手指被砸伤，左臂被划伤，其反击能力大大减弱，补刀行为是危急状态下的应激反应，绝非故意伤害。”

“谭一鸣长期对顾清雅实施性侵，并持刀威胁，是本案悲剧的根源。”

“邓泽鉴作为顾清雅的亲密关系人，在看到顾清雅遭遇伤害，产生冲动情绪是在情理之中的，我们都有家人，爱人，试问一下，当看到身边最重要的人遭遇压迫与侵害时，谁能保持克制清醒？在生命权受到威胁时，谁又能保持理智？人和机器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，人类会有强烈的情绪波动，也不可能精确地计算出防卫力度，法律不应苛求公民的绝对理性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