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丙编·卷二（第1页）

叶水心曰：“国初宰相权重，台谏侍从，莫敢议己。至韩琦、范仲淹，始空贤者而争之，天下议论相因而起，朝廷不能主令而势始轻。虽贤否邪正不同，要为以下攻上，为名节地可也，而未知为国家计也。然韩、范既以此取胜，及其自得用，台谏侍从方袭其迹，朝廷每立一事，则是非蜂起，哗然不安。昔郑子孔为载书，诸司门子弗顺，将杀之，子产止之。人请为之焚书，子孔不可。子产以为众怒难犯，专欲难成，迄焚而后定。然及子产自为相，却不知此，直云礼义不愆，何恤人言。盖韩、范之所以攻人者，卒其所以受攻而无以处此，是以虽有志而无成也。至如欧阳修，先为谏官，后为侍从，尤好立沦。士之有言者，皆依以为重，遂以成俗。及濮园议起，未知是非所在，而倾国之人，回戈向之。平日盛美，一朝隳损，善人君子，化为仇敌。然则欧阳氏之所以攻之者，亦其所以受攻而不自知也。”水心之论如此。余谓国初相权之重，自艺祖鼎铛有耳之说始。赵韩王定混一之谋于风雪凌厉之中，销跋扈之谋于杯觞流行之际，真社稷臣矣。雷德骧何人，乃敢议之，宜艺祖之震怒也。乃若持盈守成之时，则权不可以不重，亦不可以过重。东坡所谓奸臣之始，以台谏折之而有余，及其既成，以干戈取之而不足，则台谏侍从之敢言，乃国势之所恃以重也，岂反因此而势轻哉？水心之说，乃张方平之遗论也。方平之论，前辈固已深辟之矣。范公当国不久，韩公当国时，最被司马温公激恼，然韩公包容听受，无几微见于颜面。常朝一不押班，王陶至便指为跋扈，而公亦无愠色。盖己为侍从台谏，则能攻宰相之失；己为宰相，则能受侍从台谏之攻。此正无意无我、人己一视之道，实贤人君子之盛德，亦国家之美事也。岂有己则能攻人，而人则不欲其攻己哉！谚云：“吃拳何似打拳时。”此言虽鄙，实为至论。惟欧阳公为谏官侍从时，最号敢言。及为执政，主濮园称亲之议，诸君子哗然起而攻之，而欧阳公乃不能受人之攻，执之愈坚，辩之愈激，此则欧公之过也。公自著《濮议》两篇，其间有曰：“一时台谏谓因言得罪，犹足取美名，是时圣德恭俭，举动无差。两府大臣，亦各无大过，未有事可以去者，惟濮议未定，乃曰，此好题目，所谓奇货不可失也，于是相与力言。”欧公此论，却欠反思。若如此，则前此己为谏官侍从时，每事争辩，岂亦是贪美名、求奇货、寻好题目耶！余尝作《濮议》诗云：“濮园议起沸乌台，传语欧公莫怨猜。须记上坡持橐日，也曾寻探好题来。”

告命自九品而上，角轴二等，以大小别之，此其卑也。染牙以为经，凡五等，升朝历数而上也，而穗草为尊。锦票其端，凡四等，而细球之锦配穗草。告身皆制绫为之。玳瑁轴素绘二等，而绘为尊。告身五彩，而又有紫丝法锦囊其外。其小异者，锦之红绿耳。犀轴亦二等，藻绘虽同，而大小有别，三品通用也。丝囊如玳瑁，而锦票又不同，告身亦如之，而加以金缕，此人臣一品之极也。宫掖之严，帝姬之亲，大略七等。镌犀为轴，雕玉以为龙，告身五彩丝囊，票首纯红，而绘如雕玉者最高，以近君也。犀轴丝囊为最高，而绘皆云凤者次之。玳轴者又次之。绘事如玳瑁，而告纸损其三者又次之。自此而下，三等皆紫丝法锦，虽有差次，始浸卑矣。宰相亲王赠封，视紫丝高者。执政赠封，视次者。其上四等，明有尊，不敢迩也。丝囊之制，以小铃十系之。按式名曰“分钅沓”，黄金、途金、白金三等。外廷之系，惟白金耳。侍从庶僚所封，视其官。蕃官祠宇所封，从其秩。合而陈之，二十有八等，品位愈高，则物采愈华。此游默斋所记本朝之制也，甚详明。

范晔作东汉史，为方士立传，如左慈之事，妖怪特甚，君子所不道，而乃大书特书之，何其陋也。曹子建《辨道论》曰：“世有方士，吾王悉所招致。甘陵有甘始，庐江有左慈，阳城有郄俭，善辟谷，悉号数百岁。所以集之魏国者，诚恐此人挟奸宄以欺众，行妖恶以惑民，岂复欲观神仙于瀛洲，求安期于边海，释金辂而顾云舆，弃文骥而求飞龙哉？”子建此论，其识过范哗远矣。汉武帝刻意求仙，至以爱女妻方士，可谓颠倒之极。末年乃忽悔悟曰：“世岂有仙者？节食服药，差可少病耳。”此论却甚确。近时刘潜夫诗云：“但闻方士腾空去，不见童男入海回。无药能令炎帝在，有人曾哭老聃来。”

卢景亮言：“足食足兵而人才足用，则天下不难理矣。”著论曰《三足记》。

范叟为广西宪，会僚属小酌，曰：“今日之集，非特不谈风月，亦且不论文章，只说政疵民病。”众皆唯唯。余从容曰：“若谈夫子、孟轲之文章，以浇光风霁月之胸次，则民吾同胞，物吾同与也。痒こ疾痛，举切吾身，施之有政，当有本末先后，而民病庶乎有瘳矣。”叟甚喜，不以为忤。叟号西堂先生，开明练达，遇事如破竹。性刚介，有不可，必达其意而后止。在广西岁余，丐祠归养亲。发奏牍之日，即出台治，寓僧舍，不请俸给钱。将漕湖南，总所专人来索钱，在庭咆哮无礼，命杖而黥之。既毕，上章自劾，乞归田里，总所迄不敢害。朝廷为颁召命，然竟卒于湖南。其将卒也，请僚属入卧内，命吏取案牍来，处榻判结数事。既毕，又曰：“某县有母诉其子者，此关系风教，不可不施行。”命取来，又判讫。略言及身后事，与僚属揖别，须臾已逝矣。其精爽不乱如此。有《对越集》百卷行于世，皆其历任判断之语也。近年门生故吏合辞请于朝，特谥清敏。余初任为容南法掾，才数月，偶留帅幕。叟忽袖中出职状一纸畀余，余辞以未书一考，不当受。叟曰：“固也，子亦漫收之，若书一考，而某未以罪去，则可以放散。不然，亦聊见某具一只眼耳。”又曰：“非特不必以诗文相惠，明日亦不必到客位。”因言近日来谀风可羞，长官招僚属一杯。其初招也，则有所谓谢请。其既毕也，又有所谓谢会。一杯之酒，两至客位，行之者不以为耻，此何等风俗耶！小官不足责，推其原，皆由长官无见识，妄自尊大，遂成此风。此虽小事，然摧坏小官气节，关系却大。”

《周礼》：“庖人共祭祀之好羞。”郑康成注云：好羞，谓四时所谓膳食。若荆州之蟹鱼，扬州之蟹胥。陆德明音释云：蟹、酱也。山谷诗云：“蟹胥与竹萌，乃不美羊腔。”

或曰，用兵之法，杀人如刈草，使钱如使水。余曰，军无赏，士不往；军无财，士不来。使钱如使水可也，乃若杀人如刈草，则非至论。夫军事固以严济，然礼乐慈爱，战所蓄也。所以不得已而诛不用命者，盖一有逗挠乱行，则三军暴骨矣。诛一人，所以全千万人，岂以多杀为能、以嗜杀为贵哉？若如所言，则赵充国、王忠嗣、曹彬反不若白起辈矣。

杨东山尝谓余曰：“文章各有体，欧阳公所以为一代文章冠冕者，固以其温纯雅正，蔼然为仁人之言，粹然为治世态音，然亦以其事事合体故也。如作诗，便几及李杜。作碑铭记序，便不减韩退之。作《五代史记》，便与司马子长并驾。作四六，便一洗《昆》体，圆活有理致。作《诗本义》，便能发明毛、郑之所未到。作奏议，便庶几陆宣公。虽游戏作小词，亦无愧唐人《花间集》。盖得文章之全者也。其次莫如东坡，然其诗如武库矛戟，已不无利钝。且未尝作史，藉令作史，其渊然之光，苍然之色，亦未必能及欧公也。曾子固之古雅，苏老泉之雄健，固亦文章之杰，然皆不能作诗。山谷诗骚妙天下，而散文颇觉琐碎局促。渡江以来，汪、孙、洪、周，四六皆工，然皆不能作诗，其碑铭等文，亦只是词科程文手段，终乏古意。近时真景元亦然，但长于作奏疏。魏华甫奏疏亦佳，至作碑记，虽雄丽典实，大概似一篇好策耳。”又云：“欧公文，非特事事合体，且是和平深厚，得文章正气。盖读他人好文章如吃饭，八珍虽美而易厌，至于饭，一日不可无，一生吃不厌。盖八珍乃奇味，饭乃正味也。”

绍定辛卯临安之火，比辛酉之火加五分之三，虽太庙亦不免，而史丞相府独全。洪舜俞诗云：“殿前将军猛如虎，救得汾阳令公府，祖宗神灵飞上天，可怜九庙成焦土。”时殿帅乃冯时也，人言籍籍，迄今不免责。

韩蕲王之夫人，京口娼也。尝五更入府，伺候贺朔。忽于庙柱下见一虎蹲卧，鼻息ぴぴ然，惊骇亟走出，不敢言。已而人至者众，往复视之，乃一卒也。因蹴之起，问其姓名，为韩世忠。心异之，密告其母，谓此卒定非凡人。乃邀至其家，具酒食，至夜尽欢，深相结纳，资以金帛，约为夫妇。蕲王后立殊功，为中兴名将，遂封两国夫人。蕲王尝邀兀术于黄天荡，几成擒矣。一夕，凿河遁去。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机纵敌，乞加罪责。举朝为之动色，其明智英伟如此。

乾道间，林谦之为司业，与正字彭仲举游天竺。小饮论诗，谈到少陵妙处，仲举微醉，忽大呼曰：“杜少陵可杀！”有俗子在邻壁闻之，遍告人曰：“有一怪事，林司业与彭正字在天竺谋杀人。”或问所谋杀者为谁，曰：“杜少陵也，不知是何处人。”闻者绝倒，喧传缙绅间。余谓此言亦不足怪，若曹操之于杨德祖，隋炀之于薛道衡，盖真杀之矣。

姜尧章学诗于萧千岩，琢句精工。有诗云：“夜暗归云绕柁牙，江涵星影雁团沙。行人帐望苏台柳，曾与吴王扫落花。”杨诚斋喜诵之。尝以诗《送江东集归诚斋》云：“翰墨场中老斫轮，真能一笔扫千军。年年花月无虚日，处处江山怕见君。箭在的中非尔力，风行水上自成文。先生只可三千首，回视江东日暮云。”诚斋大称赏，谓其冢嗣伯子曰：“吾与汝弗如姜尧章也。”报之以诗云：“尤萧范陆四诗翁，此后谁当第一功。新拜南湖为上将，更差白石作先锋。可怜公等皆痴绝，不见词人到老穷？谢遣管城侬已晚，酒泉端欲乞疏封。”南湖谓张功父也，尧章自号白石道人。潘德久赠诗云：“世间官职似樗蒲，采到枯松亦大夫。白石道人新拜号，断无缴驳任称呼。”时黄岩老亦号白石，亦学诗于千岩，诗亦工，时人号“双白石”云。